天色微亮，城市在早餐摊卷帘门升起的声响中缓缓醒来，热气腾腾的早餐唤醒人们沉睡一夜的胃。这里的白天过得比其他城市更悠然，夜晚也更漫长。

这里的人有更多的时间，也怀揣着可自由支配的金钱，他们似乎不需要不休地忙于工作，却也始终满满当当、孜孜不倦地创造着各式各样的"休闲"。

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中国县城，目前，中国有近九亿人正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

换言之，县城的背后是近九亿人的需求等待实现。放眼全国、放眼全球，这里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是中国经济新的舞台和增长空间。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审议并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离不开中央层面的全方位支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加约1.5万亿元、规模近9.8万亿元，增长18%、为多年来最大增幅。中央财政将更多资金纳入直达范围，省级财政也要加大对市县的支持”，“中央财政将加大对地方财力支持，补助资金直达市县”。

显然，从《报告》来看，县域经济在财政资源的统筹上被赋予不小的权重。

过去，县城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全城只有一条街，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两只猴。如今，美团等共享电车进驻县城，品牌饮品店快速覆盖，各类教育机构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汉服、JK制服等当成日常着装，移动支付随处可见……当互联网下沉到三级县城，资本就已经进入并改变着这里的一切。

可媲美大城市的繁华商业、有人情味儿的城市氛围、日益广阔的发展空间，汇聚成对于年轻人的“青和力”，县城在城市之争中，正在由年轻人的“驿站”成为“梦开始的地方”。

“回到县城，才知生活为何物”

韩东撕下一页摆在他办公桌上的日历，深嘬了一口夹在指缝的烟，“时间过得真快，从北京回到武安已经16个月。”

香烟氤成的光圈背后，韩东的表情闪过一丝耐人寻味的复杂，随即，他捻灭手中的香烟，粲然笑道，“幸好回来了。”

16个月前，韩东和妻子林侠北漂了7年，从二十出头的热血青年到而立之年的稳重成熟，从一对热恋的情侣到分隔异地的三口之家。

这七年，因为文化水平不高，韩东只能做一些繁重的苦工，年轻力壮的时候，韩东做过建筑工、维修工，后来韩东转行做了快递配送员。

做快递配送员的这几年，为保证完成配送任务，多劳多得多挣钱，韩东几乎全年无休，每天起早贪黑，即便是数九隆冬，韩东都每天早上7点之前出现在负责配送的小区门口，晚上7点还穿梭在各小区各楼栋之间。

有电梯的小区还好，甭管大件小件，都能借助推车上下，但韩东负责的小区没有加装电梯的老破小居多，上下送件全靠两条腿跑上跑下，小件还好，但凡是遇上大件重量超标件，韩东都得人肉扛上楼，手上磨出的厚茧不说，腰肌劳损、肩颈伤痛常常折磨着韩东。

连轴转的工作强度和伤痛都不是最扎心的，韩东最大的遗憾是鲜少有机会陪伴妻子和失聪的儿子。几年前，妻子林侠生下儿子，不久查出儿子先天性失聪，后来，是林侠和家人带着儿子四处寻医问药，但因为林侠还有家具卖场销售的工作，儿子被送回武安的家人身边，一家三口团聚的时光少之又少。

2020年，北漂了7年，韩东和林侠身心俱疲，两人萌生了回老家武安的打算。这几年，韩东和林侠注意到，老家武安正在迅速地变化，特别明显的一点在于，成片的电梯房拔地而起，小县城里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就连原来被人们嫌弃偏远的乡镇也涌入了开发商的身影。

韩东和林侠认为，房子多了，装修和购买家具的需求也会随之上涨，正好能把林侠在北京家居卖场多年的经验带回老家。

归拢了几年北漂的几十万积蓄，2020年春节前，韩东和林侠彻底告别了北京，踏上了回家路，节后，韩东租下一间商铺，自己当起了老板，干起了家装定制的生意。

回到县城的这一年，生意逐渐开始有起色，身边家人环绕，韩东看着身怀二胎的妻子林侠，感叹道：“回到这里，才知生活为何物啊。”

韩东计划着，等老二出生，生意上再努努力，再多赚点钱，就在武安买套大房子。

“累了，该回避风港了”

在大城市，夜幕深沉，你望向那些高档写字楼，一扇扇灯火通明的窗口背后是一个又一个悲催的“加班狗”，但“加班狗”仅限于他们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你看窝在家里眉头紧锁写稿写方案的人，你看地铁站那些席地而坐对着电脑敲敲打打的人，你看聚餐的饭桌上，那些与推杯换盏欢声笑语格格不入的“大表姐”……

生活在大城市，很可能就意味着，工作与你形影不离，而你的生活，将在极大程度上受工作影响。

程怡是一家财经媒体记者，没有扎实的财经知识背景，走上财经记者这条路，全凭程怡满腔热爱。

任何一份工作，热爱是前提，是基础，但在这份职业上能走多远，取决于天赋、能力、机会、努力程度等，同样，外界的职业环境、领路人角色、接纳性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职业发展。

很不幸，程怡的财经记者梦在来到这家单位后的短短半年时间内被狠狠抹煞了。领导长期以“你太笨了”、“你不适合做这行”、“你进步太慢”、“你稿件写得一塌糊涂”等评价程怡，久而久之，程怡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对待这份梦想中的工作，也愈发恐惧和排斥。

程怡知道，自己被PUA了。

但高度的精神压力令她夜不能寐，每晚要么在痛苦的写稿中度过，要么借助酒精换得三四点后的短暂安眠，然后在一阵惊悸中醒来。程怡说，每个失眠的深夜，她能清清楚楚听到自己急促的心跳声，有时她会忍不住蒙头大哭一场。

今年春节节后，为了“保命”，程怡决定辞职回河南县城老家。3月初，程怡办理完离职手续的当天，约了公司附近的朋友话别。

程怡说，北京太累了，工作竞争大，要求高，自己的精神压力已经难以负荷，她想换一个生活环境，调整生活节奏，也调整自己的心态。“累了，该回避风港休养了。”

青山绿水的家乡风景、家人的陪伴、悠闲的慢节奏，小城的生活图景程怡向友人娓娓道来，“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像我这种吃腻了北京外卖的人，不正急需抚慰吗？”程怡一阵爽朗地笑道。

不过，程怡也没想好，回县城之后是在当地找份安稳的工作，还是养精蓄锐再回北京重振旗鼓。

但肯定以及确定的是，此刻，只有那座小县城才能疗愈程怡疲惫不堪的灵魂。

“一眼望到头的生活，也是一种保障”

网上有调侃称，宇宙的尽头是考编。现实似乎的确如此，不知道从哪一年起，外出闯荡不再是年轻人们的志向了，能在家乡找个体制内的工作也挺好的。

今年春节，因为疫情无法回京，庞斌在老家霍林郭勒办公了一个多星期。体制内的妈妈在目睹了庞斌从早到晚坐在书桌前十几个小时的工作以后，她被震撼了。她说，像你们这种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哪里有时间来照顾家庭？

“所以我们没有家庭啊！”庞斌回应。

庞斌注意到，他所认识的留在家乡的所有人，毫不夸张，所有人都在考编，都在给考编培训机构交钱，专心致志备考，一年考不上就下一年接着考，直到考上为止。

时代变了，辛苦奋斗能为自己赢来美好明天的故事也没有那么吸引人了。或者换句话说，即便再怎么辛苦奋斗也很难够得到一个美好明天了。

之前有段子说，就算是捡破烂也要去一二线城市，在深圳上海，捡一天你都捡不完，努力一点，还能发展成一个垃圾分拣站，形成团队分工，一年挣个100万没问题。但是在县城，只有三五条街，一个早上就捡完了，天花板太低，捞不到钱。

但如今的现实是，一个在深圳工作的青年，一个月的工资，就算不吃不喝，也只能够买当地房屋的0.1个平米。而在县城中，房贷与收入之间仍存在弹性的空间，超四成的县城居民已过上有房无贷的悠闲生活。有房住，有闲款，是较多县城人的经济状态。

随着三四线城市消费能力的显现和消费潜力的发掘，县城俨然成为了资本市场下沉的"新蓝海"。拼多多，淘宝直播卖货、阿里线下一元店等纷纷扎入县城消费者多金的怀抱，虽然他们的收入绝对值不高，但可支配的收入不低，更低的生活成本正是"平均每月5.8次网购"的底气。

年轻人一代比一代聪明，到底什么才是更好的选择，他们心里其实很清楚。几番思量之后，庞斌决定，加入家乡考编大军！

“其实这也没什么，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谁想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赚来的钱都拿去健身理疗，谁想在大城市吭哧吭哧干几十年就为一套房，谁想在三十五岁没有当上管理层，上有老下有小就被裁掉。没有人想。”

庞斌说，年轻人都在用脚投票，“一眼望到头的生活，也是一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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