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余杭百丈建了一座别墅，花了200万，除去自己的房间，别墅里还有10个空房间，就我和丈夫两个人在别墅里，很孤单，我想找一些老伙伴一起抱团养老人多热闹。”
前几天，记者接到来自余杭的汤大姐求助，汤大姐今年53岁她想招募抱团养老的伙伴。汤大姐说得很诚恳，发出这个招募或者寻找之前，她也看到关于抱团养老的报道。
“我也知道首个抱团养老实验暂停的消息，但我一直觉得抱团养老切中当下不少老年人养老的心理需求，是值得探索的方式，我还是想试试，老年人该有自己的生活，也应该有自己选择怎么养老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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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试一试抱团养老，不能因为有人失败了，就没人再尝试了，汤大姐是退休后，才操心起自己和老伴的养老问题的。
每个月的养老保险，加上商业大病险等，汤大姐说自己在养老的经济方面不成问题，她更加关注如何实现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
年轻时在外打拼的汤大姐退休后回到了老家余杭百丈，还盖起了一栋别墅。
“盖了四层，房间又多，看起来像个小酒店一样。”大姐对这个房子是满意的，花了两百多万，旁边有竹海，有小溪流水，环境很是不错。
汤大姐和老伴打算余生在别墅里养老。这是汤大姐一开始就和女儿商量好的。
汤大姐说，别墅所在的环境、就医需求她都考虑到了，她觉得抱团养老的基本门槛已经达到了。
“我挺认可和看好抱团养老的，我想试一试，先出租6个房间，每个房间每月1500元，水电费均摊。”
关于吃饭问题，汤大姐说自己还年轻，特别爱做菜也很会做菜，“我能给大家做的，按照每餐的价格付费，不用其他伙伴操心。”
汤大姐希望和她一起抱团养老的伙伴年龄在60-75岁之间，身体健康，性格随和，“琐事不过于较真就好”。
全国首个抱团养老实验怎么样了？
2017年5月份，退休老师朱荣林和老伴王桂芬登报招募几对60岁到70岁的老夫妻抱团养老。2020年初疫情让这个团体被迫解散。
“我们抱团养老停止了。”去年9月，82岁的朱荣林给上观记者发来微信。朱荣林是杭州“抱团养老”的发起人。
从2017年起，他和老伴王桂芬邀请其他老人到自己家的农家小别墅里结伴养老，开启了风风火火的抱团养老实验。70岁的蒋一纯曾是这场实验里的核心成员。2020年初，蒋一纯因身体原因搬离别墅，但仍留下了一部分行李，为的是以后再回来。没想到，2020年新冠疫情来势汹汹，抱团养老也按下暂停键。到了2020年5月，抱团养老短暂重启，但很快，随着老人们的相继离开，再度停摆。两年多过去，没有新的老人来，团组不起来了，就连一向乐观的蒋一纯也觉得：“想要再次重启，确实很难了。”
“放不下”是难免的。比如，王桂芬对最初抱团养老的经过记得清楚真切：“一开始连我们共5对夫妻，后来再加入荷花、向阳花、老蒋他们一对……原先一起抱团养老过的，前后总共加起来近30个人。巅峰时期，是13个人一起住。”蒋一纯有个“宝贝”文件夹，里面整齐细致地收集了媒体报道、照片，以及老人们签的协议和每月的账单等资料。和记者聊天时，他们的话头总是不自觉地转向回忆之前抱团养老的故事。
朱荣林家的农家小别墅，去年冷冷清清。朱凌君摄
最新消息！打算重启
据钱江晚报报道，今年3月7日晚，记者联系对方。“之前因为疫情暂停，最近打算重启了。”
如今朱荣林年岁已大，同为第一批参与者的蒋一纯接过了接力棒。
“已经打算重启了。”蒋一纯告诉记者。
重启是找回之前的成员们，“他们中很多阳了最近慢慢在恢复，我也在找个时机，等大家都安康了就开始重启，继续抱团养老。”
抱团养老的日子，有快乐，也有不可避免的摩擦。
“主要集中在吃饭问题上，有的人爱吃甜，有的人爱吃咸，比如一位来自西安的抱团养老成员，行李中全是辣酱，说是怕来这里养老吃不到辣酱，就可以看出口味对老人的重要性了。”
这些口味上的不同，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会显现出来。
这些摩擦，不会引起本质上的不愉快，在蒋一纯看起来是个小问题。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抱团养老方面的经济账。
“我们是这样操作的，租金交过来，用来请厨师、园丁、清洁工，剩下部分就按照一餐多少钱的标准按规定扣除，水电费均摊。”蒋一纯说，经济账管好，剩下的基本上是小摩擦，“只要彼此之间相互大度点、包容点，不会引起吵架等不愉快”。
比起多人抱团养老的小摩擦，蒋一纯更看重的是抱团养老给予的那份温暖。
探索新的方式
2019年，记者初到杭州采访时，曾追问抱团养老有什么好处？菜好吃、房租便宜或者有人打麻将，都是答案。唯独蒋一纯不一样。他告诉记者，他想把这里的经验和故事传递给更多人，“要把抱团养老做成事业”。
相关报道刊发后，有老人专程写信给他，提出也想组织抱团养老。他得知后，一路开车赶到上海崇明实地考察，还和对方相谈甚欢。这两年，他也没闲着，风风火火地组织起老友们进行旅游式的抱团养老。他给记者看最近的行程，整个9月被安排得满满当当：8月31日去安徽宁国度假，9月5日回到杭州休整，8日去苏州西山岛度假过中秋，12日回家休息后，15日去宁波象山石浦镇品尝海鲜，9月底计划去山东自驾游。
蒋一纯坚持认为，从杭州的实践来看，抱团养老模式是可行的，但在细节上还需要优化。“比如，像同事朋友这种熟人间的抱团养老是最理想的模式。如果是陌生人抱团，最好也提前互相有一些基础的了解。这样可以减少矛盾，有助于比较长久维持。”蒋一纯认为，抱团的形式应该更灵活，不必局限在一个房子里，可能有一些“临时成团”的出游等活动。
看起来很美，但实施起来并不容易。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学者殷骏指出，目前抱团养老的症结可能在于缺乏约束，高兴就在一起过，不高兴就散伙，随意性很大。“抱团养老的前提是一起生活，但天天住在一起，任何生活细节都有可能会引发矛盾，从而导致散伙。抱团养老不是联谊活动，不能仅靠旧情维系，而是需要明确的契约，来厘清界限、分清职责。”殷骏说。
从长远看，抱团养老要想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模式，需要多方共同的努力。比如，在相关养老模式较为成熟的瑞典等国家，一群人想要抱团养老需要经过一套完整的流程规则，房子的注册、选址、物业、建设都必须在政府监管下完成，还要有专门的机构对入住的人进行评估。此外，抱团养老也可以和社区服务相结合。殷骏表示，地方有关部门、社区对抱团养老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予以支持、提供服务；社区工作者应尝试概括、总结出一套可行的规范、协议模式，供老人们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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